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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在打球的中国运动员,那么、王治郅、、都是球迷耳熟能详的人物,但如果说到打过NCAA的中国球员,那么在过去那个体系还比较封闭的年代,却有一位中国球员在NCAA的赛场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他就是马健。

  没有留在NBA,但却是留洋先锋

  1983年开始接受系统性训练的马健是当时中国篮球的一颗好苗子,16岁时马健就已经入选了河北省省队以及国家青年队,20岁的马健凭借他出众的运动能力和进攻技巧,成为了当时国家队的主力前锋,而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后,表现出色的马健获得了来自美国球探的青睐,并且代表UCLA向他抛出橄榄枝,年轻气盛的马健也没有拒绝这次机会,就像大多数球员一样,向往着最高水平的篮球赛场。

  马健说他16岁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自己职业生涯的规划,先是打进国家青年队,然后是国家队,再是去美国打球,打进NBA。

  但是马健的留洋想法受到了阻力,当时的中国篮协警告马健如果选择出国打球,那么将永久取消他为国家队打球的资格。不过,最后马健还是选择抛开他在国内获得的一切荣誉和资源,前往美国去追寻他的梦想。

  去到美国后,事情也没有马健想象的那么顺利,虽然UCLA向他提供了全额奖学金,但是马健的学历没有达到NCAA的标准,国内体校的学历不被NCAA所承认,从而马健也无法加盟UCLA,参加大学篮球的比赛。

  文章来源:https://sports.eastday.com/a/19082222260116400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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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门口看豪门已经不新鲜,皇家马戏团表演过了,打半场不出汗的小罗表演过了。豪门又要来了,不过这一次是豪门间关于锦标的较量。意大利足协率先公布:明年8月,意大利超级杯将在鸟巢上演。昨天,市体育局证实了此事。

  搭台

  这盘通心粉原产意大利

  这绝对不是皇马来京时马戏团一样的“戏耍”,也不是跟中国足球有关的让人闹心的比赛,而是一场真真正正、原汁原味的意大利超级杯——由意甲联赛冠军和意大利足协杯冠军对决的意大利经典足球赛。

  昨天,意大利足协官方发布消息:2009年8月,意大利超级杯赛将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一消息昨天得到了市体育局方面的证实。据介绍,此次意大利超级杯主要由相关经纪公司与意大利职业足球联盟具体运作,北京市体育局也只是利用北京这个国际体育中心城市的影响力,来获得比赛承办权。在具体操作方面,北京市体育局将负责此次赛事的接待、竞赛服务、安保等外围工作,而比赛本身,无论是参赛队伍、裁判员还是比赛规则,完全由意大利职业足球联盟运作,单就比赛本身而言,绝对是一场原汁原味的意大利足球巅峰对决。

  “在北京举办意大利超级杯,市体育局的想法就是把真正高水平的比赛吸引到家门口来举办,让中国球迷、北京球迷能享用世界级的足球大餐。”市体育局相关官员说。

  主角

  国米有望 来京参赛

  北京球迷希望看到哪支意大利豪门来到北京比赛?米兰双雄?尤文图斯?罗马……在过去的30年里,AC米兰、国际米兰已经分别到过北京,那么这次哪支豪门会获得参加意大利超级杯的资格?

  从本赛季的意甲走势来看,国际米兰已在联赛半程过后独自领跑,冠军基本将在国际米兰、尤文图斯和AC米兰这三大豪门球队之间产生,也就是说,一旦意大利超级杯如愿在京举行,意甲三强中必将有一支球队来到北京。

  而目前意大利杯赛已进行到了1/8决赛,不幸的是,豪门之中AC米兰和佛罗伦萨已被淘汰。

  唱戏

  更多名角还在后头

  从NBA中国赛到意大利超级杯,越来越多的高水平比赛登陆中国。那么,在未来还会有多少世界级高水平足球赛将登陆北京?

  就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市体育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而得到的答案是:举办意大利超级杯只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一旦这次比赛获得成功,那么市体育局将继续与英足总、西班牙足协等谋求合作,在每年夏秋北京的黄金季节,筹办一些类似NBA季前赛这样的高水平国际足球对抗赛。“像日本举办的‘丰田杯’、‘世俱杯’,这些都会成为北京承办国际足球高水平赛事的榜样。”该官员表示。

  小贴士

  时间:明年8月

  地点:鸟巢

  意大利超级杯决赛

  意甲冠军VS意大利杯冠军

  友情提示:你可能会看到伊布的飞翔,也可能听到穆里尼奥标志性的语言,记得打开闹钟,一切那么远,又这么近。

  ■链接

  何为意大利超级杯?

  意大利超级杯与以往在京举行的任何足球商业巡演不同,这是具有锦标意义的强强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意大利最强球队之间的较量:意甲联赛冠军和意大利杯赛冠军的巅峰对决。

  在来到北京之前,意大利超级杯曾经三次在意大利之外的国家举行,分别是2003年在纽约(尤文图斯夺冠)、2002年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尤文图斯夺冠)和1993年在华盛顿(AC米兰夺冠)。

  2008年的意大利超级杯对阵双方是国际米兰同罗马,最终国际米兰通过互射点球赢得冠军,也是穆里尼奥执教国际米兰的第一个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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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http://news.cri.cn/gb/19384/2008/12/26/1945s23750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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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菌菌游戏录 召唤师峡谷不迷路】

  12月26号,进行的是德玛西亚杯八强淘汰赛,第一天参加的队伍为VG、TES、WE、EDG,TES战队在这次转会期引进了前RNG打野Karsa,而VG战队基本等于重组,先是引进了前SKT七年功勋教练Kkoma,然后引进了IG.Y战队的中单蕉太狼和EDG下路iboy,势必要打进季后赛,WE战队在双C离队之后,选择了新人开展下一个五年计划,EDG在iboy转会之后,选择了二队的下路Hope抬上一队,26号这一天,这四支战队将进行角逐,在比赛结束之后,WE都被大家称为LPL的“”,其实这件事早已经在娃娃直播间里的爆料人提到过!

  德杯八强赛已经结束了两个bo5,VG中下发力,帮助队伍击败了劲敌TES,其中蕉太狼和iboy最为亮眼,看完这bo5之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iboy的卡莎和蕉太狼的刀妹,蕉太狼一把刀妹7/0/4,iboy一把卡莎10/0/9,两人的发挥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TES的核心就是中野,VG在面对TES的时候,中野并没有被压制,在牵制住中野之后,VG的上路下路发力,帮助队伍拿下了比赛,不知道EDG看到iboy的表现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上当了?会不会后悔呢?

  而EDG也是让2追3击败了WE晋级四强,WE先是拿到了两个赛点,这两把都是碾压式的击败EDG,第三把EDG把FPX冠军替补打野换了下去,把JieJie抬了上来,JieJie上场之后EDG整体节奏变得很快,也是帮助EDG拿到了第三场的比赛,第四把比赛WE虽然前期劣势,但是很快就把劣势扳平了,并且整体感很强,做什么事情都是一起行动,即使这五个人都是新人比赛经验较少,但是丝毫不影响配合,但是JieJie的打野还是很顶,帮助EDG拿下了比赛

  说到WE选手的年纪,在WE官宣战队大名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队员们基本都是00年左右的选手,都是非常年轻的选手,粉丝们也是看到了WE战队的无奈,自家战队没什么钱引进强援,也是从青训营和二队把表现良好的选手抬了上来,在德杯小组赛的时候,WE的表现就十分良好,菌菌就感觉这支WE有2019年LCK赛区GRF战队的感觉,因为选手都很年轻,并且实力强劲都是操作怪,其实不止菌菌这样认为,在LPL解说娃娃的直播间,曾经就有爆料人也这样认为。

  文章来源:https://sports.eastday.com/a/19122620070139600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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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殖民时代巴勒斯坦

  独立建国政治认同的缺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勒斯坦这块土地首先作为“大阿拉伯”的一部分,被英国用于诱惑梦想统一的阿拉伯人举行反对奥斯曼统治的起义,但是,在笼统许诺给麦加穆夫提、谢里夫(总督)侯赛因·本·阿里及其家族后,又通过《贝尔福宣言》转手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送了人情。一战结束后,英国自食其言,既没有满足侯赛因家族建立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大阿拉伯国”,也没有计划推动巴勒斯坦地区人民的独立建国。相反,侯赛因家族代表费萨尔王子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哈依姆·威兹曼还围绕《贝尔福宣言》的落实公开和直接磋商,彼此承诺支持对方建国,实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和谐相处。在此阶段,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根本无缘、无力独立建国,因为现代巴勒斯坦是英、法殖民者人为制造出来的地理概念,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被突然封闭在这个狭小而有别于周边阿拉伯地区的范围内,客观上给他们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带来极大难度。但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身的缺憾也是导致他们丧失建国机遇的主要原因。这种自身缺憾既表现为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还表现为本地政治精英势力的分裂。

  1947年11月29日,第二届联大通过关于巴、以分治的第181(II)号决议,实际上是确立了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建国权利。犹太人根据分治决议的规定,在1948年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后,建立了以色列国。而建立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巴勒斯坦国绝非巴方一厢情愿的行动,需要拥有自身能力与获得外部支持。在当时背景下,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是英国和法国分割奥斯曼帝国亚洲西部遗产后的最后一块土地,阿拉伯人虽然占据人口半数以上,但是并没有自决前途的能力。一方面,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列强通过一战和二战重新瓜分世界的孽种之一,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尚不成气候,侯赛尼和纳沙希比两大传统家族争夺控制权,巴勒斯坦缺乏统一力量和独立共识。另一方面,周边阿拉伯国家大都觊觎这块圣地而反对分治,且不满于联合国第181(II)号决议在土地分配中明显偏袒犹太人的规定,不乐意巴勒斯坦独立建立所谓“阿拉伯国”。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两次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巴勒斯坦代表处主任果尔达·梅厄秘密会晤,试图说服犹太人放弃独立,在统一的大约旦王国中享受高度自治地位,双方一致将控制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侯赛尼·阿明当作敌人。

  1948年5月14日,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的次日凌晨,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对以色列发动进攻,它们基本出自本国利益特别是对土地的渴望而参战,并没有打算为当地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埃及既想履行阿拉伯国家联盟反对分治的决议,也想避免阿卜杜拉一统巴勒斯坦;约旦想要巴勒斯坦全境特别是耶路撒冷,黎巴嫩和叙利亚想平分加利利地区,伊拉克想要获得出海口。另外,巴勒斯坦人没有直接参与土地保卫战,也没有给参战阿拉伯军队提供足够的援助。1949年3月,第一次中东战争停火,以色列不仅守住了联合国第181(II)号决议划分给犹太人的土地,还将留给阿拉伯人的土地占去一大半,余者分别被埃及(加沙地带)和约旦控制(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

  战争爆发当年,尽管在埃及支持下出台17条规约,泛巴勒斯坦政府得以组建,并得到叙利亚、约旦和也门的支持,甚至出席了当年11月召开的阿盟会议,但是,这个名义上的傀儡政府不仅持续时间短,而且还成为巴勒斯坦人自己第一时间埋葬独立梦想的牺牲品。12月,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军事总管欧马尔帕夏主持下,在杰里科通过决议:宣布约旦河两岸合并且接受哈希姆王室的统治。1949年夏天,阿卜杜拉国王相继出访英国和西班牙,回国即着手与以色列和解,谈判起草互不侵犯条约,打算延长和扩大为期5年的停火协议,并称其为永久和解谈判。10月1日,泛巴勒斯坦政府在加沙召开会议,西岸巴勒斯坦人也在历史学家苏莱曼·法鲁基主持下在安曼佩特拉电影院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否决泛巴勒斯坦政府并电告阿盟,推举阿卜杜拉国王为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当年12月,约旦河两岸民众实现了关税和护照统一,西岸和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分别在约旦议会获得20个下院席位和6个上院席位,6人进入约旦最高管理委员会。1950年约旦议会通过决议,完成统一手续。加沙地带则在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后,被置于开罗的统治之下。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巴勒斯坦独立就在这里率先夭折。

  由此可见,巴以分治是建立在英、法殖民主义在中东解体的特殊阶段,这种外邦长期统治及权力的快速转移,使新生民族国家普遍处于一个混乱、动荡的摸索过程中,这种摸索带有强烈的自我认知模糊性和利益边界的不确定性,也沿袭着浓厚的部落主义和封建割据战争传统。独立建国的一个内在前提是特定族群具有清晰而一致的政治认同,至少包括最基本的共同地域、共同种族、共同文化和共同语言等方面的归属方向和目标。面对突如其来的分治决议与独立机遇,巴勒斯坦人既缺乏自立于周边国家的一致愿望,更没有标定独特巴勒斯坦民族属性和政治身份的同构努力,遑论上升到构成独立国家所具备的更高级政治认同,如国家形态、政治制度、治理架构、内外政策等。从外部因素看,妨碍巴勒斯坦独立的不是接受了联合国第181(II)号决议的犹太人,而是拒绝接受该决议的周边阿拉伯国家。其结果是,它们对以色列的进攻及彻底失败使巴勒斯坦人失去了联合国决议划分给它们的半数以上土地,也确立了以后以色列做出让步的边界底线。

  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的

  内部竞争与钳制

  第一次中东战争使阿拉伯人蒙受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首次大失败,暴露出各封建王权政府的腐朽和无能,也推动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1952年,埃及爆发自由军官革命,颠覆法鲁克王朝,建立共和国;1954年,叙利亚发生军事政变,复兴社会党走上政治舞台;1958年,卡塞姆领导的自由军官团推翻伊拉克费萨尔王朝并建立共和国。从埃及纳赛尔宣扬阿拉伯民族团结和统一,到叙利亚阿弗利卡主张“自由、复兴和社会主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拉伯国家形成巨大社会思潮和政治洪流,也培育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的萌芽。但是,这个阶段的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很大程度上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巴勒斯坦弱小分支而存在,并置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内部的竞争与倾轧之中。

  在巴勒斯坦人失去故土并被以色列、约旦和埃及三国占领的20世纪50年代早期,被占领土出现多种反抗力量,大致可归结为四类:一是亲约旦的力量,接受约、巴合并;二是穆斯林兄弟会,受埃及穆兄会的影响;三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框架下的反哈希姆王朝力量;四是对纳赛尔主义和复兴社会主义均保持超脱姿态的独立运动,并逐步成为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中流砥柱,其中以阿拉法特领导和创建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为代表。

  1957年8月,当时的开罗巴勒斯坦学联主席阿拉法特在科威特组织秘密小组,两年后出版独立运动刊物,宣告法塔赫诞生。该组织发展缓慢,在1959年下半年首次在科威特聚会时,仅有5名代表参加。受阿尔及利亚革命影响,法塔赫从60年代初开始转向主张武装革命和暴力斗争,并组建全国性代表机构,寻求外部支持。但是,由于阿拉伯各国政府打压巴勒斯坦独立运动,法塔赫及其他类似组织的早期活动都处于半秘密状态。随着巴勒斯坦人独立思潮的流行,特别是回避埃及与以色列的直接矛盾,纳赛尔逐步推动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并在阿盟框架内促成巴勒斯坦人统一联合体的组建。

  1964年,422名世界各地巴勒斯坦代表在东耶路撒冷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决定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建巴勒斯坦解放军,正式确立巴勒斯坦人的独立政治身份和合法民意代表机构。但是,纳赛尔在巴勒斯坦的代理人艾哈迈德·舒凯里被指定为巴解执委会主席,使该组织听命于开罗。尽管巴解拥有了民族身份标签,但它根本没有行动自由,而是成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地区力量,被阿拉伯大国特别是埃及所操控。纳赛尔既担心巴勒斯坦人的武装行动刺激以色列,给埃及招来战端,又希望借助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保持压力,巴解就是在这种诡异的背景下诞生的。

  从1965年元旦起,法塔赫在阿拉法特领导下,通过其武装力量“暴风”突击队从加沙和约旦两个方向对以色列开展武装斗争,打响反对以色列占领的第一枪。然而,法塔赫的独立武装运动首先受到埃及的公开打压和封杀,包括其驻科威特办事处被迫关闭。法塔赫转移到叙利亚境内,又受到叙利亚新政权的抛弃和镇压,几乎所有干部遭到逮捕。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夹击使法塔赫早期武装斗争效果微乎其微,这种状况直到1967年阿拉伯国家在“六·五战争”遭遇第二次大失败后才得以改观,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外涌现大批用武力拯救故土的民间组织,法塔赫得以脱颖而出。1968年,法塔赫在约旦取得针对以色列军队的“卡拉迈大捷”,不仅振奋了陷入沮丧的阿拉伯人的斗志,也大大提升了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声誉,特别是树立了阿拉法特的政治和军事威望,壮大了法塔赫武装力量。因此,在1969年2月于开罗举行的第五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大会上,法塔赫不仅被获准参加大会,而且在11位执委会中占据4个席位,阿拉法特取代舒凯里当选执委会主席。随后,巴解每年获得沙特阿拉伯1 2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各国也对其境内巴勒斯坦人征收“解放税”,为巴勒斯坦独立事业解决了基本财政来源。这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分水岭,标志着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抵抗力量进入独立决策的时代,并公开登上中东乃至世界政治舞台。

  尽管如此,在后续的独立运动中,无论是继续武装斗争,还是转向和平谈判,巴勒斯坦依然没有完全摆脱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区阿拉伯大国的羁绊,包括强硬阵营领头羊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这种态势不仅削弱了巴勒斯坦内部力量与团结,还伤害了巴勒斯坦与外部关系乃至国际形象,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孤立处境。“巴解组织是阿拉伯各国当局的产儿,而不是这些国家民众愿望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先天带有阿拉伯各国当局的一切基因和特征。”“由于巴解组织仍然受制于阿拉伯各国的立场,处在难以摆脱的控制之下。”

  叙利亚反对巴勒斯坦分治,其一,它把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视为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历来把巴勒斯坦视为叙利亚“天然的南部疆域”,不容分割。1982年黎巴嫩战争导致巴解组织武装几乎全军覆没,以阿拉法特为首的主流派主张呼应阿拉伯联盟菲斯峰会决议,接受“以土地换和平”原则,依靠政治外交手段继续争取独立事业。在叙利亚策动下,法塔赫发生分裂,叙利亚公开支持阿拉法特的对手阿布·穆萨,数次试图谋害阿拉法特,安置自己的代理人,试图用巴勒斯坦问题拖住以色列,服务于统一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所谓“大叙利亚主义”。巴解撤离黎巴嫩后,原本打算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由于叙利亚政府的刻意阻挠,未能达到合法举行所需要的255个代表要求而流产。此后,多个不赞成放弃武装斗争的巴勒斯坦派别在大马士革成立对抗阿拉法特等主和派的“抵制阵线”,成为叙利亚的政策和利益代言人。2000年,叙利亚新总统巴沙尔执政,依然把叙利亚视为巴勒斯坦事业的监护者。2002年,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提出“中东和平建议”,巴沙尔访问沙特要求将以色列归还全部戈兰高地并确保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两个基本点写入建议正式文本。3月底,阿盟峰会通过该决议。通过难民问题,叙利亚试图有效地影响着巴以和平进程。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叙利亚才迫于美国压力关闭巴勒斯坦激进派别办事处。

  约旦拥有“哈希姆五国情结”。“六·五战争”后虽使侯赛因国王遭受挫折,但他对约旦河西岸的决心没有动摇,于1972年3月提出了“阿拉伯联合王国计划”,在阿盟把巴勒斯坦人的代表权交给巴解组织后,约旦还力图在约旦河西岸保留其影响力。1987年12月,被占领土爆发反抗以色列占领的第一次起义(“因提法达”),使约旦在当地的影响受到严重削弱。直到1988年,约旦才宣布与该地脱离行政和法律上的关系。被占领土形势的变化,使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成为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尔公布了《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首都为耶路撒冷,但并没有建立临时政府,没有对任何区域行使有效管理,宣布建立的巴勒斯坦国只是一个法理上的国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未能正式建立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支持巴勒斯坦,既反映出他对泛阿拉伯主义的热衷,同时也把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当作其实现阿拉伯统一野心的政治道具,积极扶持强硬派,支持和资助多个巴勒斯坦极端和恐怖组织,包括阿布·尼达尔等,甚至制造洛克比空难,公开抨击主张采取温和路线的阿拉伯领导人。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也曾是巴勒斯坦强硬阵营的主要后台之一,特别是1979年埃及被阿盟除名,伊拉克一度成为阿拉伯抵抗阵线大本营。伊拉克有称霸海湾和阿拉伯世界的雄心,其热心于巴勒斯坦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谋求阿拉伯领导权的一枚“棋子”。1990年,萨达姆遣军入侵和并吞科威特,随后又把科威特问题与巴勒斯坦争端挂钩,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换取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这个极具蛊惑性的口号蒙蔽了很多巴勒斯坦人,迫使阿拉法特采取亲伊拉克立场以免失去民心,最终导致长期在财力上援助巴勒斯坦的沙特、科威特等国家愤怒和失望,断绝或减少对巴援助,双方关系僵冷数年才恢复正常。

  其实,从“斋月战争”结束后,阿拉法特就意识到通过武力收复全部失地已无任何希望,因此,在1974年至1979年的五年间,他耐心将全国委员会300名委员逐个召集到贝鲁特,总耗时550个小时,最终说服296位委员赞成以1967年战争爆发前的边界为基础,建立一个小型国家,实现与以色列的和平相处。这其实为后来的奥斯陆秘密谈判取得了合法授权,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阿拉法特无法公布这一反映巴勒斯坦社会主流声音的抉择,因为巴勒斯坦人没有领土依托,还要仰仗打着泛阿拉伯主义旗帜的主战国家的支持。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埃、以戴维营和谈期间,埃及居中试图促成美国和巴解秘密谈判,并尝试从加沙开始建立民族权力机构,由于消息从纽约曝光并引发叙利亚强烈不满,阿拉法特被迫出面否认。一次巴解独自决定命运的努力被挫败,巴勒斯坦自治由此被推迟20多年。

  综上,在巴勒斯坦因两次战争彻底沦丧为以色列被占领土的进程中,巴勒斯坦独立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秘密到公开,从被阿拉伯国家打压到获得正式承认和支持,既是曲折复杂的过程,也是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开始与泛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进行博弈的阶段,双方既合作又竞争。在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背后,彰显阿拉伯国家借巴勒斯坦问题来谋取自身利益的考虑。因此,以法塔赫为代表的巴勒斯坦独立运动既遭受以色列的致命打击,也蒙受阿拉伯国家的钳制和打压,无法真正做到独立自主。从消极影响看,它制约着巴勒斯坦问题的彻底解决。

  大国的介入与干预

  巴勒斯坦独立运动诞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正好与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同步。因此,在半个多世纪里,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问题的子问题,也自然被纳入冷战大国外交框架,被大国当作在中东纵横捭阖的一个小筹码。冷战期间,一方面,巴勒斯坦人渴望独立运动得到大国承认和支持,也希望在大国间借力打力,依托国际支持获得斗争合法性,并抵消来自以色列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双重遏制;另一方面,大国也需要以不同方式承认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合法权益,以博得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然而,除中国真诚支持巴勒斯坦争取独立之外,其他大国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基本把巴勒斯坦问题视为难民问题加以处置,并在它们的中东政策中把巴勒斯坦当作边缘议题。

  中国聚焦巴勒斯坦问题始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由于9个阿拉伯国家参会并排斥以色列参会,会议形成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基本决议,也由此奠定中国倒向阿拉伯世界、同情巴勒斯坦人处境的中东政策基础。中国是大国中第一个积极支持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国家。“法塔赫”运动首次派遣代表团出访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巴解第一个出访代表团访问的也是这个友好国度;巴解在国外建立的第一个代表处又是在北京。1988年巴勒斯坦发表独立宣言,中国又是率先表态支持和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大国。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力所能及地给予巴解组织直接的资金、物资支持,包括帮助培训干部。然而,要指出的是,中国与苏、美实力相差悬殊,中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也未能显著改变或提升巴解在整个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地位。

  苏联的巴勒斯坦政策相对保守,早期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难民问题。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主张巴勒斯坦难民有权回归故土并得到赔偿,但没有与巴勒斯坦游击队和巴解建立直接联系。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不仅使阿拉伯国家再次蒙受大失败,也令苏联声望严重受损。这种情况下,苏联宣布与以色列断交并支持阿拉伯人的抗击行为,但是,它依然将巴解列为苏阿整体关系中可有可无的对象。1968年,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首访莫斯科,也只能以纳赛尔随团成员身份出行。在这次接触中,苏联拒绝巴解给予承认并提供武器的要求,后来在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压力下,才勉强向巴解提供非战斗装备,如车辆和服装等。直到1972年,苏联才与巴解建立官方关系。197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在公开演说中,首次提到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苏联支持巴勒斯坦独立态度趋于积极,很大程度上在于与美国争夺阿拉伯世界的势力范围。总体而言,苏联对巴勒斯坦独立事业顾虑重重,主要担心在于:其一,影响与以色列的关系;其二,顾忌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对巴解的打压;其三,不愿刺激美国,使已复杂的中东问题更加棘手。

  基于此,巴勒斯坦资深政治家、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民阵)创始人纳伊夫·哈瓦特迈赫曾抱怨说,冷战期间,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很多左翼政党对莫斯科言听计从,不辨正缪。但在关键时刻,苏联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对巴勒斯坦事业漠不关心,甚至对巴解组织在贝鲁特面临被歼灭的危难时刻见死不救。1976年,埃及废除苏埃《友好合作条约》,莫斯科基本丧失了利用阿以对立、操纵战和为己所用的机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与阿拉伯世界的传统联系急剧下降,务实地与中东地区主要力量发展关系,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再活跃,影响力甚至丧失殆尽。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对中东地区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摇摆不定,但亲以、偏以是总基调。美国是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重要推手,公开偏袒以色列。1967年约翰逊出台新中东政策,首次提到巴勒斯坦人,但依然视之为难民。这一立场虽被巴解拒绝,但成为以后美国处理中东问题的蓝本。1979年,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后,卡特政府调整巴勒斯坦政策,首次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中东问题的一部分,强调巴勒斯坦享有自治权,并敦促以、巴参照安理会第242号决议参加中东和谈。然而,巴解迫于内外压力,也不得不对戴维营协议公开指责,并追随多数阿拉伯国家撤销在开罗的外交代表,丧失了一次美国推动巴、以直接谈判的机遇。里根上台后,首次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核心争端,敦促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上实现阿以和解。该方案后来得到阿盟菲斯峰会的部分响应和支持,但它依然没有解决巴解合法地位问题,反而加剧了巴勒斯坦各派的分化和对立。由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以确保以色列安全为主要目标,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总体上迁就以色列政府立场和政策,照顾国内犹太院外集团的态度和诉求,先后30多次否决安理会不利于以色列的决议草案。即使巴解宣布承认以色列并愿意与之和平相处后,美国也坚持把它视为“恐怖组织”,拒绝与之往来,完全配合以色列强硬派的立场。美国成为冷战时期外部制约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最重要大国因素。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曾斡旋与推动巴以之间达成了《奥斯陆协议》,但他未能推动双方就永久地位问题达成协议。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在中东聚焦反恐和推进民主化两大议题,他一方面提出“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要求分阶段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另一方面,他又公开支持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提出巴、以未来的边界划分应当反映中东地区的“新现实”。上述言论加剧了巴以之间的紧张局势,对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起到了消极与阻碍作用。奥巴马在其执政的两个任期,曾在巴以问题上给以色列政府一定压力,2009年他明确要求以色列停止定居点建设、推动两国方案,2011年呼吁巴以双方以经过修正的1967年前的领土线为基础开展和谈,但在以色列的强烈反对之下,奥巴马未能实质性推进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当下,在美国战略收缩情势下,特朗普亦无力以很大精力用于解决巴勒斯坦这一难题。正如他于2017年2月与内塔尼亚胡会晤时所言:只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愿意,他对以“一国方案”还是“两国方案”实现巴以和平都能够接受。这一表态背离了此前美国政府支持“两国方案”的一贯立场,给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增加了新的变数。

  从这段巴勒斯坦与大国交往的历史可以看出,大国对巴勒斯坦重要性的认识存在差异,除中国一以贯之地视其为中东核心问题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优先重视它们与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双边关系,关注整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战争与和平,巴勒斯坦问题在很长时间内被忽视为局部问题、边缘问题、难民问题,并牺牲了对巴勒斯坦合法权益的应有承认和尊重,客观上也延宕了巴勒斯坦问题的顺利解决。

  政治伊斯兰因素的影响

  198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爆发第一次起义。这是巴勒斯坦战争爆发近40年后首次出现的巴勒斯坦民众抵抗运动,也是巴勒斯坦大众确立民族认同的暴力表达。在这场各方都始料不及的街头示威活动中,当年12月加沙首次出现署名“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政治标语,标志着哈马斯的诞生。两年前被以色列军事当局释放的艾哈迈德·亚辛,将其长期领导的“伊斯兰社团”由专注于教育与宣教转向民族独立政治运动,并逐步成为影响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新秀。作为一支宗教政治力量,哈马斯的登场不仅意味着伊斯兰政治思潮已渗透和深入到传统世俗力量主导的独立事业,而且开启内部教俗力量、政教力量的民心争夺和分庭抗礼,使独立运动再次陷入分裂甚至前所未有的流血对峙。这种延续30年的状况,对巴勒斯坦过渡自治和最终地位谈判产生深远影响,也阻碍了阿拉伯与以色列和平进程。

  巴勒斯坦是伊斯兰圣地之一,是穆斯林传统社会和逊尼派核心区域,文化教育方面受埃及影响较深。毕业于开罗大学的伊扎丁·卡塞姆在近代伊斯兰教改革派加迈尔·阿富汗尼等人思想的感召下,坚信通过“吉哈德”才能结束西方殖民主义并抵御腐朽的西方思潮。卡塞姆在分治之前就将伊斯兰政治运动引入巴勒斯坦,他本人于1935年与托管当局武装交火时身亡,并点燃巴勒斯坦内部后来发生的流血大冲突。1948战争爆发后,已在埃及呼风唤雨的穆斯林兄弟会将影响力投射到邻近的加沙地带,到1952年,加沙已出现11支穆兄会分支机构,成员达数千人。后来,由于当局弹压,埃及穆兄会走入低潮,巴勒斯坦穆兄会也逐步陷入萧条。此后很长时间,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主体都是世俗派甚至无神论组织担纲。

  20世纪70年代末,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埃及与以色列媾和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等重大事件波及下,西亚、北非普遍经历新一波伊斯兰复兴运动,这股浪潮激活了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地带沉睡已久的宗教热情,为各种宗教驱动的独立运动派别或冠以独立运动之名的宗教组织登场创造了条件,哈马斯、“吉哈德”组织和伊斯兰解放党等相伴而生。这些带有宗教标签的巴勒斯坦派系是整个中东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局部图景,它们的诉求甚至超越阿拉伯民族主义而追求伊斯兰世界主义,这使得巴勒斯坦独立运动面临的内外形势更加复杂,由此引发的内部冲突也更加严峻和残酷。哈马斯的成长经历和表现非常具有标本意义。哈马斯是穆兄会的组成部分,而穆兄会主张和沙特主流意识形态的瓦哈比主义,均脱胎于追求穆罕默德及其前三代弟子的萨拉菲思想,希望从《古兰经》和《圣训》里寻求治世之道。

  哈马斯自诞生后,逐步成为在本土挑战巴解特别是法塔赫的竞争者。1988年颁布的36条《哈马斯宪章》拒绝接受以色列生存权,主张通过武装和暴力形式解放巴勒斯坦全境,建立神权国家。这3点与法塔赫在建国愿景、斗争理念和实现路径等方面形成巨大差距。另外,哈马斯植根本土,因穆兄会特有的草根气质而与巴勒斯坦大众形同鱼水,并通过分布广泛的社会服务网络,利用宗教和慈善基金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扶贫济困,温暖人心,比长期流亡海外的法塔赫等更为近民、亲民。由于宗教场所特别是清真寺成为日益吸引巴勒斯坦人的去处,政教两派、教俗两派的争夺从巴勒斯坦自治之初就开始上演,而且从清真寺开始。以同情巴勒斯坦人而著称的以色列《国土报》著名女记者阿米尔·哈斯,曾在其著作《在加沙喝海水》(阿拉伯人将喝海水比喻下地狱)中如此描述:“阿拉法特从1994年7月在加沙设立办公室伊始,就把每个星期五去不同清真寺参加聚礼当作一项重要工作,而且常常伴随着大批警察高官及其助手。”

  巴勒斯坦过渡自治的5年间,自治政府腐败严重,治理经济和外交谈判乏善可陈,巴勒斯坦民众日益失望,进而把希望逐步寄托于朴素清廉的哈马斯。正因为如此,第一次参加地方立法选举,哈马斯就于2006年击败法塔赫成为执政党,形成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颠覆性事件。

  哈马斯因为反对同以色列媾和,而且不断给主流派的和平努力制造事端和麻烦,导致双方分歧日益加深,直至反目成仇,哈马斯不仅将法塔赫逐出加沙,而且建立起对抗性政府。在2008年底、2012年和2014年的3次加沙战事中,哈马斯武装遭到以色列空前残酷的打击,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等主流派一枪不发,坐山观虎斗,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与对抗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正因为巴勒斯坦内部无法实现和解并组织统一政府,以色列一直以缺乏谈判对手为由,拖延和平谈判的恢复。

  哈马斯不仅成为巴勒斯坦内部最强大的拒绝妥协派,也成为阿拉伯阵营中最顽固的拒绝妥协派。2002年和2005年,阿盟连续重申“以土地换和平”方案,阿拉伯阵营中只有哈马斯公开拒绝。2013年,阿盟再次强调“以土地换和平”实现阿以历史和解,依然被哈马斯断然拒绝。某种程度上说,阿拉伯国家已形成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集体共识,并维持该政策达30多年。小范围的巴以和平及大范围的中东和平迟迟不能实现,除问题本身相当复杂,以及以色列奉行实力政策外,巴勒斯坦内部无法形成统一立场和谈判方案,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哈马斯扮演了最主要的绊脚石角色。

  其实,从逻辑上说,哈马斯积极参与巴勒斯坦自治地方选举并成为执政党,就意味着已接受了《奥斯陆和平协议》的政治遗产和现实架构,变相参与了和平进程。只是考虑到不能与过去切割过快、过猛,也不能彻底倒向政治对手法塔赫,还不能得罪境外支持自己的各种力量,因此,哈马斯始终不肯直面与以色列的持久和全面和平。其创始人亚辛曾在21世纪之初笼统表示,只要以色列撤离1967年战争所占土地,哈马斯愿意与以色列达成百年停火。这一延续伊斯兰传统交战规则的表态并不彻底,也自然不被以色列所接受。从亚辛有条件的顶层表态到公布新政策默认以色列的存在,哈马斯政策转弯竟耗费了17年的时间,导致这种整体明显迟滞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主流立场的深层原因,就是哈马斯奉行的伊斯兰主义,反对与以色列分享巴勒斯坦这块宗教资产。

  综上,巴勒斯坦是伊斯兰世界的组成部分,巴勒斯坦人主体是世界穆斯林的组成部分,这种归属关系导致巴勒斯坦土地与人口无法与整个伊斯兰世界隔离。在漫长的独立运动中,通过这个维度的联系,巴勒斯坦独立运动既得到伊斯兰世界的广泛声援和支持,也反过来受到伊斯兰政治运动的波及和制约。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的勃兴和孤立过程客观呈现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世界性,也折射了局部热点问题在中东广阔地域政教博弈、教俗博弈中的复杂性。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冲击

  1967年第三次战争之前乃至期间,伊朗与巴解保持着秘密关系,向其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其在被占领土的斗争,但也和以色列有秘密来往。1967年战争后,伊朗不再打算遮掩与以色列关系,开始疏远巴解组织,并拒绝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庇护。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则认为,巴列维王朝整体上是亲美、亲以而与巴勒斯坦人为敌的:“除了拒绝参加1967年和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外,伊朗国王继续承认以色列,为我们(美国)在地中海的舰队提供石油,并派军队到伊朗至伊拉克边境,秘密支持叛乱的库尔德力量,从而牵制伊拉克军队,使其不能够在‘赎罪日战争’中发挥任何重大作用。”但是,巴勒斯坦武装特别是法塔赫与伊朗反对派的来往早在1970年就秘密存在,霍梅尼很早就派其追随者在黎巴嫩、利比亚和南也门接受军事训练。他的两个儿子穆斯塔法和艾哈迈德参加了巴解在贝鲁特郊区的训练营,艾哈迈德甚至成为法塔赫荣誉党员。阿拉法特在霍梅尼流亡伊拉克期间就与他建立了联盟,并且在纳杰夫有过会晤。巴解首任驻德黑兰大使哈尼·哈桑1979年在德黑兰电台披露,超过一万名反对国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民兵在巴解营地受训。应该说,巴解对帮助伊朗伊斯兰革命者顺利武装夺权是有过贡献的。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是改变中东格局的重大事件,对于中东和平进程也意义非同寻常,它使原有的中东棋局添加了新玩家,也增加了各方博弈的复杂性,甚至可以说,增加了巴以、阿以和解的难度。这个后果也许为阿拉法特等人所未曾预料。改朝换代后,伊朗为了达到充任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战略目的,将巴以冲突乃至阿以冲突设计为泛伊斯兰问题,进而将其纳入“吉哈德”话语体系,将解放被占领土当作穆斯林集体宗教义务来宣扬,巧妙回避它做中东特别是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先天不足:无论是作为波斯民族,还是什叶派,伊朗都是伊斯兰世界的少数派,超越民族和教派局限的唯一途径是把中东问题泛伊斯兰化。正因为如此,伊朗高调介入中东和平进程,并以“霍梅尼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和行动指南。伊朗于1982年在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中组建了抗击以色列的真主党,在巴勒斯坦陆续向教俗两派力量渗透,前期以巴解主流派为主,后期逐步将重心转向持强硬对以立场的哈马斯。

  巴勒斯坦各派也把伊朗当作实现政治诉求的杠杆,比如在1979年德黑兰爆发的人质危机期间,巴解曾希望伊朗把美国承认该组织作为释放人质条件,或压以色列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战俘……巴解在两伊战争期间持中立立场,不时利用伊朗的支持作为杠杆,向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

  由于巴解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新政权曾经把以色列大使馆象征性地移交给巴解成为其外交代表处,还在德黑兰命名一条“巴勒斯坦大街”,而且执政之初便公开接待阿拉法特率领的官方代表团。但是,“霍梅尼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存在天然冲突,伊朗强烈反对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土地换和平”方案,又陷入与伊拉克的8年战争,导致巴解在其影响力最盛的20世纪80年代与伊朗分道扬镳。巴解曾试图斡旋两伊免于开战而失败显示,面对两强和大是大非,弱小力量没有中间地带,只能选择一边。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组织,巴解最终被迫选择民族大家庭而远离伊朗,因为脚踩两只船的结果将使它两头落空。30多年后,哈马斯也面临巴解当年的历史抉择而不得不做历史性的政策澄清并与伊朗划清界线。

  1993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后,伊朗虽然表示原则上支持巴以和平,但反对协议本身,认为是“不公平的、傲慢的,因而也最终是荒谬的”,由此继续充当中东和平进程主要外部搅局者,与哈马斯等强硬派结成政治同盟,甚至直接介入巴以冲突。2000年“阿克萨起义”爆发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释放了被拘押的哈马斯和“吉哈德”组织分子,为巴主流派和伊朗恢复关系奠定了基础。伊朗与巴勒斯坦官方特殊关系的曝光发生在2002年1月,以色列宣布在红海破获一艘运往加沙的军火船“卡瑟琳A”,上面满载重达50吨的各种武器。以色列称有证据表明这船军火是从伊朗水域起运。随后,美国布什政府把巴以间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定性为恐怖与反恐怖,不仅明确支持以色列用武力对付巴勒斯坦人的起义,而且拒绝与阿拉法特对话。阿拉法特遂逐步被以色列限制行动自由,最后受困于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并病故于巴黎医院。

  随着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巴解和自治政府的凝聚力明显衰落,哈马斯影响力反而日益增强,特别是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撤离而哈马斯控制该地带后。伊朗对哈马斯的援助也明显增加,不仅帮助2006年上台的哈马斯政府度过财政危机,后续还向其提供武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技术,包括“黎明-5”,“M-75”和“M-302”火箭。这些援助通过加沙海岸走私入境,或通过西奈半岛的地道,最终引发2008年底至2014年间哈马斯与以色列的3次大规模交火。2010年9月,伊朗总统内贾德称华盛顿巴以谈判不会取得任何结果,因为只有哈马斯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实代表。巴勒斯坦当局指责内贾德试图分裂巴勒斯坦并在阿拉伯世界点燃教俗和派别内战,并称这种内战将无助于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临时政府发言人纳比尔·阿布·鲁代奈抨击内贾德没有权利对巴勒斯坦、其总统及代表说三道四。2012年,以色列空军出动8架战机奔袭1 900公里外的苏丹兵工厂,炸毁200吨据称将转交给哈马斯的弹药。苏丹很多人相信,这家兵工厂实际为伊朗人拥有。

  哈马斯与伊朗越走越近,不仅自觉成为伊朗地缘政治的工具,而且加剧了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和对立,恶化了与以色列实现和解的氛围,还卷入更为复杂的阿拉伯人和伊朗人、逊尼派和什叶派纠纷,得罪了沙特等伊朗宿敌,进一步孤立了自己,也为最终走投无路而改变政策埋下伏笔。

  总之,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仅改变了中东地缘格局,而且直接和间接地对巴勒斯坦独立事业和中东和平进程产生冲击。从早期的巴解组织到逐步走向权力中心的哈马斯,都曾试图利用伊朗伊斯兰革命为己所用,但最终发现都反被利用并且得不偿失。实践证明,无论是世俗主义的独立运动,还是宗教驱动的自觉命运,巴勒斯坦独立事业都需要和伊朗保持距离,因为伊朗的巴勒斯坦政策不仅使巴以无法实现和解,也使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无法实现和平,因此,追随伊朗必然与巴勒斯坦独立事业南辕北辙。

  宗派与地缘政治的分野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两大宗派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不仅影响国家间关系,而且还渗透到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于哈马斯而言,它是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的延伸与发展,这一特殊属性使巴勒斯坦问题被迫卷入中东地区宗派之争的浪潮中,有时需要哈马斯选边站队。

  哈马斯与中东地区逊尼派大国沙特的关系充满变数和曲折。沙特王室对穆兄会一直持警惕态度,因此,哈马斯自建立起陆续在叙利亚、伊朗、也门和苏丹等周边国家开立分支机构,唯独没有获准在沙特设有官方代表处。但是,哈马斯与沙特的官方联系至少从1990年海湾危机就已开始。由于巴解组织在那场危机中持亲伊拉克立场,沙特等海湾国家开始向哈马斯提供财政援助,既实施报复,也进行牵制。同年,哈马斯领导人被约旦驱逐出境,沙特等国家的支持显得尤为珍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沙特是巴勒斯坦主要的财政援助来源,如前文已述,沙特不仅在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启动之初担纲主力财政后援,而且长期成为其最主要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援助国。仅在1973年“斋月战争”后的20世纪80年代,沙特向巴解提供或为其筹集的资金就达到数十亿美元,总额超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总和。在21世纪之初,沙特提供的援助约占哈马斯财政预算的50%。但是,2004年后沙特压缩对其援助,部分原因是“九·一一”事件之后世界舆论压力加大,迫使沙特减少对伊斯兰激进组织的供血,另外,哈马斯在“阿克萨起义”期间频繁发动自杀式袭击,落得声名狼藉。但是,沙特民间资金支持一直没有中断,并持续在沙特各银行以“98号”账户的名义公开为哈马斯募集“圣城起义”捐助。

  同一年,哈马斯蒙受重大损失,亚辛被以色列炸死,多名高官相继送命,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打算调整策略,顺应时势。但是,远在大马士革的政治局领导人马什阿勒地位上升,又受叙利亚和伊朗强硬立场掣肘,拒绝采取妥协。哈马斯2006年成为执政党后,沙特顶住美国压力公开支持哈马斯,双边关系再次密切。在2007年的两周内,哈马斯与法塔赫摩擦加剧并陷入流血冲突,造成至少8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滑向内战边缘。在沙特斡旋下,双方于当年达成实现和解的《麦加协议》。协议强调新政府尊重巴解组织以前签署的一切协议,并同意巴解负责对以色列谈判。这表明,哈马斯已在间接承认以色列方面有所妥协,并愿意通过和谈解决巴以冲突。沙特也基本维持对哈马斯的支持和援助。

  哈马斯得罪沙特和埃及,始于2007年6月哈马斯破坏《麦加协定》单独控制加沙。哈马斯高层再次出现分歧,大马士革派与加沙派立场相左,马什阿勒试图访问沙特和埃及但遭到明确拒绝,理由是哈马斯破坏联合政府,马什阿勒本人不接受奥斯陆协议,也不代表加沙哈马斯领导层。哈马斯的分裂、折腾以及与伊朗的密切关系,激怒了埃及和沙特,导致2008年底以色列大规模袭击加沙的“铸铅行动”,哈马斯变得十分孤立。埃及、沙特等国不仅袖手旁观,而且三缄其口,甚至谴责哈马斯挑起战端。

  另外两个同情穆兄会的逊尼派国家卡塔尔和土耳其从2009年开始,也直接介入巴勒斯坦事务,并对哈马斯施加影响。哈马斯也借助它们在沙特援助减少甚至伊朗输血不足时逃过财政难关。卡塔尔正在进行野心勃勃的“斡旋外交”,土耳其也尝试推进“南下东进”战略,巴勒斯坦问题自然成为它们的重要抓手,也再次把哈马斯等卷入复杂的宗派和政治矛盾中。

  哈马斯拒绝支持叙利亚政府,选择站在沙特等多数阿拉伯国家一边,一度影响它与伊朗的战略关系,伊朗也曾停止对其武器供应。后来,双方改善关系,伊朗议长拉里贾尼称,伊朗向哈马斯提供了可以制造火箭袭击以色列的技术。实际上,围绕伊核危机和什叶派力量在中东的历史性崛起,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加强了与以色列的私下联系,意在共同对付伊朗的战略威胁,而哈马斯对以强硬和对伊亲热,自然成为双方共同的打压对象。巴勒斯坦独立的重要性再次让位于地缘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

  而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变局给巴勒斯坦独立运动造成极大冲击,各国忙于处理内部权力争夺和地区博弈,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边缘化。同时,作为推动巴勒斯坦独立的各政治派别,在中东棋局上的分量急剧下降,变得可有可无。法塔赫和巴解由于审慎避免站队,更加低调,外界对巴勒斯坦的关注往往缘于哈马斯的表现。

  对哈马斯而言,阿拉伯变局也是一场政治灾难。首先,以色列利用国际舆论移焦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国内乱,甚至移焦于伊朗核危机的有利环境,连续两次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军事袭击,摧毁哈马斯苦心经营的基础设施,消灭大批有生力量。2012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军事打击,名曰“防卫之柱”,在埃及穆兄会政府斡旋下,双方达成停火协议。2014年7月,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护刃行动”,巴勒斯坦损失惨重,最后在埃及军政府艰难调解下,双方达成停火。

  其次,哈马斯被迫选择“政治正确”,与支持它的叙利亚割断政治脐带,进而被赶出叙利亚,失去一个长期依托的大后台。随后,它又陷入沙特与伊朗两大派系之间的角逐,被迫逐步与伊朗做痛苦切割,进而在地区与国际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

  2013年7月埃及军方接管穆兄会政权后,哈马斯的另一场灾难逐步降临,加沙通往埃及的大量地道被切断,确保加沙经济和民生勉强维持的生命线不复存在。随着埃及军方宣布穆兄会为非法并逐步严厉打压,哈马斯也受到干涉埃及内政、参与穆兄会恐怖袭击的指控。2014年7月,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期间,哈马斯一度拒绝埃及斡旋,令埃及政府十分不快。交战期间,埃及指责伊朗向哈马斯供应武器,伊朗则抨击埃及阻挠其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8月,埃及公开呼吁自治政府取代哈马斯在加沙的存在。针对这场空前惨烈的战事,沙特公开谴责说,是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共同谋杀巴勒斯坦人民。沙特很大程度上是在表达对伊朗的不满以及哈马斯追随伊朗的愤怒。2015年3月1日,继埃及法院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后,埃及和沙特政府联手将哈马斯污名化。4月,沙特等海湾国家又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并推动阿盟通过类似决议。很显然,这是沙特针对伊朗势力大面积渗透到阿拉伯腹地并得到美国奥巴马政府纵容的一次反击。这和当年3月的武装干涉也门同出一辙,均属于沙特等阿拉伯逊尼派国家阵营战略反攻伊朗的组成部分。哈马斯再次被迫选边站队,而且必须一清二楚。当年7月,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称,它再也得不到伊朗的援助,因为哈马斯与叙利亚政府划清了界限。同时,哈马斯与沙特的关系在恢复。2016年12月14日哈马斯的旗帜网报道称,沙特情报局高级官员要求哈马斯停止与伊朗的一切联系,以换取沙特帮助解除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

  2017年5月1日,一直拒绝承认以色列并主张消灭这个“犹太实体”的哈马斯在多哈宣布,将以1967年战争形成的边界为基础,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这个表态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解读,堪称巴以冲突的一次里程碑事件。尽管哈马斯依然拒绝承认以色列,但是,这个表态本身表明它已接受以色列存在的既定事实,不再坚持“消灭以色列”这个固守30年的立党之基。哈马斯战略立场的转变被认为是中东和平的利好,对外将软化以色列和美国的立场,对内有助于结束温和派与强硬派的战略分歧和长期对峙,为结束巴勒斯坦分裂和重启巴以和谈扫清一大障碍,也为推进整个中东和平进程创造了新机遇。事实上,哈马斯在多哈宣布政策调整,既是顺应巴以博弈的大潮,也是迫于地区格局洗牌的现实需要。哈马斯没有选择,不仅在对以立场上与温和派看齐,与沙特等主导阿盟的大国看齐,还要与伊朗撇清。马什阿勒强调,哈马斯从来不在被占领土之外从事武装斗争,也从来不是一支地区性力量。这无疑向沙特等国家表明:哈马斯只关注被占领土的解放,无意参与地区大国或宗派力量的博弈。6月5日,沙特、埃及等8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集体与卡塔尔断交,理由之一是其支持和资助穆兄会和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分析家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动机是清理门户,遏制伊朗势力在中东的扩张。这个事态表明,阿拉伯国家对哈马斯及伊朗的清算还没有完结,地缘矛盾和政教矛盾对巴勒斯坦独立事业的冲击依然在继续。

  由此,阿拉伯变局导致中东地区格局大变,也导致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重新凸显,地区陷入罕见规模的力量重组,巴勒斯坦问题不仅被严重边缘化,巴勒斯坦的强硬派哈马斯还相继做出三次重大选择:在叙利亚反对派与政府间二选一;在埃及穆兄会与军方及其主导的世俗政府间二选一;在沙特和埃及等逊尼派阵营和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间二选一。这种大浪淘沙式的历史抉择,也许迫使巴勒斯坦人在民族苦难延续70年后,认真反思独立历程,慎重考虑未来发展方向与策略。

  结论与展望:

  70年独立运动得失及未来出路

  本文通过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从6个视角集中耙梳和分析了70年来外部干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非以色列因素,以期全面、客观认识巴以冲突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旨在探究外部因素缘何未能有效推进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进程,因此重点是分析各外部因素中的非向前作用力,这并不意味着各因素没有产生积极作用。而且,上述外部因素在70年的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进程的各个时段作用不甚相同,在某一历史时期一种或两种因素会起到突出作用。总体看,六方面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

  (一)多维度认知巴勒斯坦独立建立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第一,巴勒斯坦问题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我确立民族身份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场政治和社会运动,巴勒斯坦人既要摆脱以色列占领并建立主权国家,又要独立于阿拉伯和伊斯兰大家庭,确立“巴勒斯坦人”的内外认同,进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巴以冲突的核心所在。

  第二,巴勒斯坦问题也是曾经流行于中东地区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与这场运动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既得益于周边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滋养,得益于阿拉伯国家的长期道义和物质支持,同时又受制于这种大家庭式的地缘政治环境,巴勒斯坦人无法独来独往,也不能独善其身。

  第三,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于传统中东权力结构解体,新老霸权交替和冷战格局形成的时代,因此,它又无可逃避地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成为冷战阵营中东大战场的边缘问题之一,无法成为冷战主要玩家优先考虑的战略与核心问题,可有可无是一种历史常态。

  第四,巴勒斯坦是一神教的共同圣地,更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区域。因此,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及其独立事业,自然无法摆脱宗教因素的深刻影响,进而将民族独立运动置身政教争夺的夹缝中。这种政教层面的排斥与冲突,导致巴勒斯坦内部力量沿着意识形态边界形成巨大鸿沟,造成长期分裂和内耗,客观上也羁绊了独立建国进程的推进,无论是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思想,还是什叶派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都波及巴勒斯坦独立进程并造成负面后果。

  第五,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地区博弈的一个议题公约数和道义交集点,进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化和敏感性。尤其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巴勒斯坦问题已超越原有的民族主义运动,被罩上神秘的宗教圣战光环,成为剥离民族、地域和教派外衣的超级政治议题,不仅进一步被复杂化,还成为重构中东地区格局的话语工具。2017年的哈马斯政策变调,以及6月5号卡塔尔遭受的“断交风暴”,就是这种巴勒斯坦问题畸变和异化的连锁反应和总爆发。

  我们通过梳理可以看到,自从巴勒斯坦问题产生,它一直伴随着地区力量变化和格局调整,并被不同时期的地区内外势力和思潮裹挟,巴勒斯坦人既无力单独实现建国目标,也没有条件完成内部整合,更无法形成统一的和平进程条件和谈判筹码。另外,巴勒斯坦人既不得不借重地区和外部力量来寻求民族目标的实现,又被迫卷入复杂纷繁的地缘博弈,并常常成为牺牲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说到底,取决于巴勒斯坦内部是否实现团结,独立自主做出历史抉择,并勇敢地争取与以色列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否则,置身于复杂的地区博弈,巴以冲突永远没有出路。

  (二)巴勒斯坦独立和建国取得的成绩

  纵观70年来巴勒斯坦实现民族独立和建国的艰难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巴勒斯坦人经过多少代人的艰苦卓绝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的不懈支持,在自决前途的道路上取得不少成绩,也存在不少问题。巴勒斯坦独立运动70年来取得的成绩主要包括:

  第一,完成民族身份构建,提高民族政治地位。巴勒斯坦人已实现由“阿拉伯人”向“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转换,由巴勒斯坦“难民”向巴勒斯坦“人民”的角色跨越,初步达成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取得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胜利。

  第二,独立建国初步获得各方认可。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数十个国际组织已接受和承认法理上的“巴勒斯坦国”,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巴勒斯坦的民选政府和外交机构,给予巴勒斯坦国其他属于主权国家的识别和政治待遇。以色列也原则上准备接受和承认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只是需要和它首先解决最终地位问题。

  第三,实现了初步自治。自1994年起,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实施主权有限、地域有限和人口有限的过渡自治,虽不完整但有效地体现了构成一个国家独立运行的三大要素:人口、领土和政权,初步实现了对外经济、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独立。

  第四,赢得广泛国际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作为民族国家时代唯一也是最后一块国际法地位没有争议的“被占领土”,获得世界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为巴勒斯坦实现彻底和永久独立储备了强大的道义力量和外部资源。

  (三)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一,巴勒斯坦内部从来没有实现过有效整合与团结,缺乏超越派系的一元化领导机制,导致有限的力量和资源被摊薄、稀释,不仅长期陷入严重内耗,严重削弱了自身与以色列博弈的实力,也给外来力量插手巴勒斯坦事务留下空隙,也事实上削弱了民族与国家认同。

  第二,巴勒斯坦各派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独立目标、领土范围、奋斗理念和实现路径,内部山头林立,不仅长期各执一端,矛盾重重,纷争不断,而且始终无法形成高度一致和明确清晰的谈判诉求、共同政策和协同团队,无法整体体现全体巴勒斯坦人的集体意志和核心共识,无法与以色列进行富有成效和可持续推进的和平谈判。

  第三,巴勒斯坦问题虽然号称中东争端核心问题,但是,从来都是地区各种力量和潮流博弈的遮羞布和发酵剂。巴勒斯坦各派既想借助外部力量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但也难以摆脱强大外力的左右和利用;既成为中东冲突的长久冤屈者,又成为各种势力博取私利的地缘抓手,最终无法摆脱龙套角色和被边缘化的命运。

  第四,巴勒斯坦问题不完全是巴以双边问题,难民前途,边界划分,水资源分配、边界安全控制,以及耶路撒冷归属等,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多边色彩和性质,这导致巴勒斯坦人既无力单独达成民族独立和收复部分失地的目标,更无力左右整个中东和平的塑造进而为上述多边问题解决创造条件。

  在笔者看来,可以想象的出路在于,巴勒斯坦人必须从历史迷思中彻底醒悟,摆脱现实政治中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共同体意识两大磁体的左右和干扰,尽快实现内部力量整合与统一,形成可以充分代表被占领土内外所有巴勒斯坦人权益的合法谈判机制,在不受任何外力影响的前提下,与以色列通过协商谈判,达成全面、公平、持久并切实可行的“两国”解决方案。否则,巴勒斯坦问题将永远难以得到解决。

  

  (PDF全文可从西亚非洲期刊网免费下载)

  文章来源:https://m.sohu.com/a/161358453_61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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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甲桑普多利亚所属的日本国脚吉田麻也16日在接受英国媒体《ESPN》的采访时表达了继续在欧洲踢球的意愿,不过他也并没有否定回归J联赛的可能。

  从名古屋鲸八转会到荷甲的芬洛开始,吉田麻也已经在欧洲踢了10多年的球了。曾担任英超南安普顿主力的吉田,今年1月被租借到了桑普多利亚。本月21日,意甲重新开赛,对于今后的目标,吉田表示:“要为现在的俱乐部做出贡献,必须让那些怀疑我能力的人接受我,这是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在谈到本赛季结束后的去向时,吉田麻也说道:“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经常被问到何时回J联赛,那要看offer或者时间或者机会而定,任何可能都有”,“我现在享受着新的挑战,也确实希望能够尽可能长的在欧洲踢球,另一方面也想为日本足球创造新的历史提供帮助”。

  

  文章来源:https://www.dongqiudi.com/news/14175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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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出京最新规定:

  1、中高风险街乡、新发地市场相关人员严禁离京

  2、其他人员坚持非必要不出京

  3、确需离京的,要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北京最新需核酸检测的五类人员:

  1、到过新发地农贸市场或与市场销售人员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这类人群应主动向单位和社区报告,开展核酸检测、居家观察。如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的,应再次向单位和社区报告,并及时就近就诊。

  2、部分区对通过流调划定的确诊病例可能接触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

  3、发热患者。根据北京市卫健委要求,医疗机构对接诊到的发热患者,全部进行核酸检测、抗体检测以及CT和血常规检测(简称1+3检查)。目前北京79家医疗机构开设发热门诊。等待检查检验结果期间,患者要就地严格规范管理。

  4、此前接诊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医务人员、其他相关人员。

  5、未接触过新发地批发市场的人员,目前无任何症状但想进行核酸检测者。这部分人群不必去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筛查,加强健康监测即可。如有发热、干咳、咽痛、腹泻、味觉消失等症状,做好防护,去医院就诊。如果想做核酸检测,可联系医学检验试验室,共有22家。

  北京出京最新规定:非必要不出京 确需离京要持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

  延伸阅读:目前状况下,北京市民出京后去其他省份是否要被隔离?

  小编查询了除北京外30个省份的健康码后发现,除甘肃对北京所有地区人员显示黄码外,其他省份对来自北京低风险区的人员仍显示绿码。

  查询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后发现,对来自北京市低风险地区的市民仍显示绿码。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湖南、广东、西藏、宁夏、新疆均采用此健康码。

  截至目前,哈尔滨、大庆、乌鲁木齐等地已将全北京市纳入管控范围,来自北京的人员均需隔离;

  石家庄、呼和浩特、郑州等城市则针对来自北京高、中风险地区的人员,采取“14天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核酸检测+血清检测”措施。

  北京的高、中风险地区具体有哪些?一图看懂↓↓

  北京出京最新规定:非必要不出京 确需离京要持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

  点击查看29地隔离政策:从北京去外地需要隔离吗?出京去这29地需隔离

  ?小提示:微信搜索公众号 北京本地宝 (ID:bdbbeijing),关注后在对话框回复【风险】可一键进入全国/北京疫情风险等级查询系统。回复【核酸】可获取北京98家核酸检测医院名单、预约方式/入口、核酸检测价格等。回复【隔离】可获取境内/境外返京人员最新隔离政策/费用/地点。

  

  文章来源:http://bj.bendibao.com/news/2020617/276124.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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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欧冠资格争夺白热化,德甲三强都没取胜,最后4轮生死厮杀

  德甲第30轮联赛先赛机场,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欧冠门票的争夺了,目前第3名的莱比锡、第4名的门兴,第5名的勒沃库森,这三支球队到底谁会成为失败者相当让人关注,而本轮联赛,三支球队都没有取得胜利,这也让最后4轮比赛的争夺充满了悬念。

  本轮联赛,门兴客场挑战弗莱堡,输了一个0-1,莱比锡主场迎战帕德博恩,面对联赛垫底球队,莱比锡主场1-1战平对手,勒沃库森主场对阵拜仁队,面对领头羊球队,输了一个2-4,三场比赛,没有一个拿到胜利,只有莱比锡拿到了一分。

  目前最新积分榜,三支球队都踢了30场比赛,莱比锡59分排在联赛第3,门兴跟勒沃库森都是56分,分列第4名和第5名,三支球队的积分差距就在3分之间,接下来的4场比赛,只要有一点意外,那么就会有翻车景象,三支球队谁会成为唯一掉队者,让人期待。

  莱比锡最后四个对手是霍芬海姆、杜塞尔多夫、多特蒙德、奥格斯堡。门兴最后四个对手是拜仁、沃尔夫斯堡、帕德博恩、柏林赫塔。勒沃库森最后四个对手是沙尔克、科隆、柏林赫塔、美因茨。从三支球队的对手来看,目前排名第5的勒沃库森显然是占据优势。

  最后四场比赛,将上演生死厮杀,谁都不想去欧联,只想去欧冠。那么这最后四场比赛,将决定这球队的前途,要想不被淘汰,那就必须努力拿下最后四场比赛,否则就真的只能去欧联杯了。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http://www.sohu.com/a/400249694_11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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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6月6日07:33,全球新冠肺炎确诊6724516例,死亡394018例。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动态,请点击↓↓↓

  今天(6月6日),是我国5G牌照发放整一周年。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中国5G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据央视新闻,三大电信运营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一季度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5G的建设不仅没有延缓,在建网速度和发展规模上反而超出了预期。

  工信部统计显示,我国5G基站数量以每周增加1万多个的数量在增长。目前全国已建成的5G基站超过25万个,有130款5G手机获得入网销售许可,5G终端连接数超过3600万。仅4月一个月,5G用户就增加了700多万。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近日有用户反映,5G套餐价格已经出现松动,收到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电话,在推销89元每月的5G套餐。

  

  资料图:中国移动5G套餐个人版资费情况。截图

  5G套餐开始打折,最低89元每月

  据中新网报道,近日,有用户向记者反映,接到了电信运营商的5G套餐推销电话,正在做活动,最低的5G套餐每月降至89元。三大运营商客服表示,证实确有打折活动,每家运营商5G套餐都有不同程度的折扣价。

  中国移动客服称,前一段时间5G套餐有7折活动,中国移动最低128元每月的套餐折算下来89元每月。现在,用户可登陆官方APP查看是否享受此活动价格。

  中国电信客服表示,最近也有活动,预存100元话费,并保证连续使用24个月,可享受合约价,例如129元每月的套餐售价103元每月。

  中国联通(600050,股吧)客服称,199元每月的5G套餐正在做7折优惠活动,也就是139元每月,但仅限于接到中国联通外呼电话的用户办理。

  对于普通用户,中国联通客服表示,预存200元,保证连续使用24个月,5G套餐价格可以打7折,覆盖各个档位5G套餐。例如129元每月的套餐活动价是90元每月。但该活动仅能在线下营业厅办理,如用户不能连续使用24个月还要掏违约金。

  

  国内5G手机出货量及占比。图片来源:中国信通院截图

  5G手机价格下探至1500元左右

  除了5G套餐价格开始松动,另一个显著变化是5G终端不断出新品,且价格快速下调。

  为了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和用户心智,以“华米Ov”为代表的大多数手机厂商拿出了刚发布的5G新机,参与大促。

  今年4月OPPO发布的5G手机OPPO Ace2,在618期间,其8GB+128GB版本最高降价400元,到手价为3599元。6月5日,OPPO Reno 4系列发布,一发布就直接参战618。

  6月1日正式开售的vivo旗下子品牌iQOO 5G新机iQOO Z1,此次同样参与了大促。该手机起售价2198元,配合促销措施,也杀入了2000元以下5G手机市场。

  今年618大促,小米火力颇猛。5月31日,小米董事长雷军参加了“小米618开战”动员会,并喊出了“补贴5亿换5G”的口号。而承担小米进军高端市场的小米10系列也迎来了首次降价。

  数据显示,这款在今年2月发布的小米年度产品在6月1日当天成为京东平台3500元-4500元价位段的销量冠军。而旗下Redmi品牌推出的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5G手机,其售价仅为1599元的Redmi 10X,在开售后的5分钟内,全平台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亿元。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未来超过2500元的手机里面,用户很难再选择4G手机了,因为完全可以买个不错的5G手机了。

  

  资料图,图文无关(来源:摄图网)

  在今天(6月6日)的5G发牌一周年线上峰会上,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鲁春丛表示,截至5月底,国内5G手机累计出货量5985万部,预计2020年底,5G手机出货量将达到1.8亿部。

  此前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4月国内市场5G手机出货量1638.2万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39.3%;上市新机型22款,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的45.8%。

  1-4月,国内市场5G手机累计出货量3044.1万部、上市新机型累计65款,占比分别为 33.6%和47.4%。通过数据对比不难发现,现在5G手机新品基本占手机市场新机型的半壁江山。

  4月23日,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5G终端等进入了蓬勃发展期,这对老百姓(603883,股吧)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拼设计、冲高端,国产品牌迎最好时机

  中新经纬称,一边价格不断下探,抢占用户心智,一边推出高价产品,冲击高端市场,是今年5G手机战场明显的趋势。

  6月1日发布的vivo X50系列最高配版本价格来到了5998元。事实上,今年以来,不少5G产品都瞄准了高端市场。华为P40系列最高价格为8888元,荣耀30系列最高价格为5499元,OPPO Find X2最高价格6999元……

  付亮分析,4000元以下中低端手机竞争非常激烈,在当下5G普及阶段,国产手机实际上迎来了难得的、冲击高端市场的机遇。

  

  截自vivo官网

  “原本苹果、三星在高端市场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国产手机难以撼动。但目前的机会是苹果没有发布5G手机,再一个三星在国内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在产品上也没有国产手机厂商积极。以‘华米Ov’为代表的国产手机,一定要在高端市场获得一定份额。”付亮说。

  除了冲击高端市场,在智能手机同质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各手机厂商也是极力在设计体验上花功夫,吸引用户。

  6月3日发布的荣耀Play4 Pro背部放入了一颗红外温度传感器,可在非接触情况下测人测物。荣耀称其为“行业首款红外测温5G手机”。

  据了解,这颗非接触红外测温传感器位于4000万像素后摄模组的下方。最大测温范围 -20℃到100℃,最小分度值精确到0.1℃。

  6月1日发布的vivo X50系列,最值得关注的设计则是搭载了超感光微云台功能,突破传统手机的光学防抖(OIS)固封,推进机身无损防抖理念。

  5G基站每周增加1万个

  要想快速5G普及,离不开5G基站的建设,毕竟网络覆盖足够广时,才有更多的用户选择使用5G。

  5月25日,工信部部长苗圩称,目前,中国每周增加1万多个5G基站。

  据三大运营商规划,至2020年年底,预计5G基站数超55万个。三大运营商和中国铁塔今年5G投入达1973亿元。

  其中,中国移动力争2020年底5G基站规模累计达到30万站以上,基本实现全国地市以上城区5G覆盖;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力争三季度完成新增共建共享5G基站25万站,覆盖全国所有地市。

  在5G基站的快速开通下,目前5G用户已有一定规模。据三大运营商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中国移动5G套餐用户数为4374.5万户;中国电信为2170万户,当月新增197万户;中国联通未单独公布5G用户数。

  

  据央视新闻,专家指出,5G在经济上具有极强的溢出效应,不仅会带动通信领域的投资增长,还会促进信息消费,并逐渐地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310328)。

  工信部、发改委等部委今年3月印发了关于加快5G发展的通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超过25个省区市把5G列入了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其中,广州计划到2022年建成8万个5G基站,总投资超过300亿元,建成全国一流5G商用试点城市和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上海提出未来3年,在新基建领域投资2700亿元,新建3.4万个5G基站;江苏省提出2020年投资120亿元,新建5.2万个5G基站,实现各市县城区、重点中心镇5G网络全覆盖。

  鲁春丛表示,预计今年年底,我国将建设5G基站超过60万个,覆盖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应用创新方面,全国累计开展5G创新应用400余项,广泛涉及工业、交通、医疗等多个行业,在建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600余个。

  5G来了!你准备“上车”吗?

  编辑|赵云 王嘉琦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责任编辑:季丽亚 HN003)

  文章来源:http://news.hexun.com/2020-06-06/2015060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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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网2月3日电当地时间2日晚,美国2020年“超级碗”(NFL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年度冠军赛)落下帷幕。堪萨斯城酋长队时隔50年再次夺冠,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随即发推予以祝贺。不过美媒注意到,特朗普在祝贺的时候犯了个明显的错误,他随后很快删除并发了一条新的推文。

  综合《今日美国》等媒体报道,在堪萨斯城酋长队以31比20击败旧金山49人队后不久,特朗普送上了祝贺。“祝贺堪萨斯城酋长队在巨大的压力下打出了一场出色的比赛,并且不可思议地取得成功。你们代表着伟大的堪萨斯州,实际上更是代表整个美国,表现得非常好。我们的国家为你们感到骄傲!”

  不过,不少网友和媒体却指出,获胜的堪萨斯城酋长队实际上来自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而并非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美国总统搞错了州。特朗普的这条推特随后被迅速删除,新的一条推文也改成了“我们为你们和伟大的密苏里州感到自豪。你们是真正的冠军!”然而,特朗普的错误仍然被许多人注意到,一些民主党人也批评他“缺乏基础的地理知识”。

  “超级碗“是NFL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年度冠军赛,一般在每年1月最后一个或2月第一个星期天举行,那一天被称为“超级碗星期天”。在比赛开始前,两支队伍还站在24码线,悼念早前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遇难的NBA退役球星科比·布莱恩特。(海外网 张霓)

  文章来源:http://news.cctv.com/2020/02/03/ARTIAH5e77nTmbyznJHs2kj62002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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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士兵社保接续,多地加速中!

  陕西省渭南市退役军人赵建鑫,多年前被安置在西北林机厂。2008年,西北林机厂破产改制后,赵建鑫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失业。

  雪上加霜的是,因为原单位管理不善,赵建鑫的档案也丢失了,只剩下了退伍证。退伍证无法证明他是以政府安排工作的方式退出现役,也就无法完成退役军人社保接续所需的手续。

  多方查找档案,依然没有结果。已经五十多岁的他,眼看着社保续缴没有着落,心急如焚。

  

  后来,他到渭南市退役军人社保接续工作专班办公室寻求帮助。工作人员向他表示,社保接续工作不会漏掉任何一个符合政策且有补缴愿意的退役军人,同时还告诉他,可以帮助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让他不用多跑腿,就可以完成相关手续。

  随后,工作人员协调人武部、档案局等多个部门,为赵建鑫复印了安置介绍信存根等资料,最终,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自去年退役军人社保接续工作开展以来,这样的案例,陕西省退役军人工作系统的工作人员遇到了很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集中调整,就业渠道变窄、岗位资源变少,同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下岗情况,部分退役士兵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困难。

  为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国家印发了《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各地依据《意见》进行动员部署,根据实际情况推进工作。现在,多地正在加速推进部分退役士兵社保接续工作。

  2019年,陕西省共录入社保接续退役士兵十万余人,并完成了受理申请、断保情况核查等工作。

  

  今年,陕西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继续吹响社保接续“集结号”,要求尽快完成集中补缴。同时,结合省双拥模范城(县)检查考评工作,将社保接续列入检查内容,要求加快工作速度,严格执行政策,按节点落实补缴。并要求各市专班及时部署工作,解决具体问题,全力保障退役军人的权益。

  供稿:陕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文章来源:http://www.chinamil.com.cn/lbjlb/2020-05/19/content_9816887.htm